与从前不同的是，这些命令没有经过层层衙门的推诿，而是直接送到了州县主官手里。
这得益于新政推行的“县六部”制度，每个县都有专管救灾的“民部”，主官由吏部直接任命，考绩律里明写着“救灾不力者即刻罢官”，谁也不敢拖延。
河南道的灾民最先感受到变化。
郑州刺史王玄，接到东宫教令时，正对着空荡荡的粮仓发愁。
可第三日午后，加急驿站的驿卒就送来大唐钱庄的汇票，他带着汇票到汇通司设在汴州的分号，半个时辰就兑到了现钱。
更让他惊叹的是，第五日清晨，江南的漕粮船就到了渡口，船上插着“稽查司督运”的黑旗，押船的水师士兵直接带着“三维单”与他核对：“糙米二十万石，盐五千斤，药材三千包，核对无误请画押。”
灾民安置点里，县民部的小吏用算学册子登记人口，按“老弱妇幼每日两升米，壮丁一升半”的标准发粮，册子上的数字清清楚楚，谁也别想多领。
有灾民怀疑官吏会克扣，可稽查司的人每日都来查账，连米缸里的余粮都要过秤，发现有小吏偷偷藏了两袋米，当场就被摘了官身押往长安，告示贴在安置点门口，吓得再没人敢动手脚。
陇右道的抗旱则显出新政“调资源”的本事。
李承乾从关中调去的不仅是粮食，还有工部新造的“龙骨水车”和实务科进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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